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报告还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应该说，对于三四线城市而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地发展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多数三四线城市在计划经济的历史背景中转型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成就。城市规模迅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三四线城市的居民也较好地展示和享受了经济发展的净福利——既保持了适度的人口密度，又有相对干净的空气，还有便利的交通。但是从全国范围看，粗放型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新常态下经济正在谋求更大程度的创新驱动式发展。
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迈步新时代，三四线城市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与挑战。
首先，从目前看，这些城市普遍面临着要么没有形成大规模的产业集群，要么产业单一、产品集中度过高和产业链站位低并存等问题，同时这些城市还面临人均收入和城市化程度普遍不高、财政收入稳定性不够、金融环境自生性不足、基础设施投资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欠账较多等问题。
第二，放开户籍限制以后，超级大都市的规模效应正在加速形成。超级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资源、资金和人口的“虹吸”现象越来越明显，农村人口、县乡人口加速向特大型城市集中，相较而言，中小城市向上争取政策、资金、项目的能力弱一些。
第三，新经济条件下，服务业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但是发展服务业更强调居民的参与性，更依赖于人口基数的作用，三四线城市的人口外流导致服务业的市场空间有限。
第四，在人口外流的情况下，三四线城市的政府面临财政支出责任和收入能力之间缺口可能扩大的难题。一方面，政府要履行公共财政的责任，尤其是要给边远地区的农村公共服务托底；另一方面，税收的高增长时代已经过去，税制税源税基正在发生变化，新的税源税基正在培育；
第五，短期看，三四线城市的投资边际效益不明确。三四线城市的纯市场化的有效投资需求不足。
所以说，只要处于县乡和超大型城市中间重要节点上的三四线城市，解决好了自己的发展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才有保证。笔者认为，在新时代，三四线城市尤其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苦练内功：
一、更加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一般说来，经济新常态的特征有速度转变、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等特征。但从目前看，结构优化和动能转换有一个长期的过程，而经济增长从高速到中高速的转变更具有先导意义，这是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不可避免的过程。三四线城市的经济体系、经济政策首先要形成经济从高速增长转换到中高速增长的理性预期，在财政、金融和GDP考核的指标设置、设计方面给自身留出适当的余地。鼓励各级机关、企业“跳起来摘苹果”，而不是“跳起来，苹果摸不到”，形成数字虚增；其次，要引导地方经济体对稍低增长速度有一个耐受度。比如对就业、对财政承债能力的持续精准预测预警等等。可以说，经济新常态走的是一条速度换空间的思路，但是应当明确，降低速度未必能有效换取空间，相反，三四线城市必须充分利用这难得的时间窗口。
二、要有更加清晰准确的定位。定位的实质是“错位”竞争，是差异化，着眼点是别人做什么，我不做什么。首先是精准的形象定位。三四线城市应该想清楚，以什么形象示人，必须清楚地了解，原来是什么形象，应该给90后、00后展示什么形象；通过什么手段、借助什么媒介把这种形象传递出去，要凝练出具有时代内涵和历史持久力的城市形象“金句”，能够激发人们正能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次是细分产业定位。鉴于现在产业的链条长、细分化程度高，三四线城市多数产业集群发育程度不高，建议三四线城市要从自己的要素优势出发，不是确定做什么产业，而是要确定好做哪一个产业的哪一个重点领域，哪一个重点市场。因此产业细分更下沉一级、进一步聚焦更符合三四线城市的发展实际，更有利于提高三四线城市的招商效率。
三、更加注重区域协同发展。三四线城市要和县乡、周边大型特大型城市形成“共生”关系。通过共生关系，可以形成特大型城市创造财富、三四线城市消费财富以及三四线城市创造财富、县乡消费财富的共生效应。随着交通等基础设施的逐渐完善，特大型城市和三四线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互动将频率更高、效果更好、成本更低，三四线城市要思考“特大城市需要我干什么、我能为特大型城市提供什么；县乡需要我干什么，我能为县乡提供什么”的命题。一句话，三四线城市要思考自己存在的价值，更要思考“我”在别人看来，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四、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三四线城市的地方政府，处于攻坚作战的前沿，它的行政效能、作风直接影响了城市的发展。因此，要更好地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好的政府培育者、呵护着好的市场，好的市场呼唤更好的政府，二者相辅相成。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还是市场的重要参与方，市场呼唤着政府决策的可行性、科学性、前瞻性，呼唤着更加扁平化的基层政府。具体说来，政府要更加注重把控影响地区长远发展的关键风险点，突出事前控制，突出投资行为的有效性，突出财政预算的硬约束、财政支出效用的判断，突出规划的权威性和引导作用，突出招商的针对性，更多地体现服务性政府的角色。
五、切实增强居民对城市的归属感。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对三四线城市而言，社区居民的强互动性体现了中小城市的优越性。因此，三四线城市不仅要注重建设智慧城市、创新城市、数字城市、文明城市，更应该大力建设“家园城市”、“温馨城市”，通过对城市历史文脉的挖掘和宣传，让一代人在快速城市化中漂泊的乡村情结得以在中小城市休憩和安放。
六、实施更加精准的以“人”为本的政策。精准扶贫的另一个意义是政府开始把对人的管理、惠顾、补贴和扶持尝试精确到具体个人，信息技术的应用为这提供了可能。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对三四线城市而言，人口基数有限，技术力量成熟，应力图把所有的行政活动推及到具体公民个人。通过尊重终端的选择权来倒逼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倒逼财政支出效率的提高，而不是一味地、简单粗放地补贴企业、补贴学校、补贴项目。此外，人口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变量，三四线城市的人口密度相对小，人口的容纳空间大，因此，呼吁国家，对三四线城市可以考虑施行更加灵活的人口政策。
十九大报告指出“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过去几十年，一批批三四线城市在苦练内功的过程中，伴随着大历史一路走来。我相信，三四线城市的发展空间仍然巨大，前景无限美好，改革的征程永远在路上。
(责任编辑：中国城镇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