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上海和浙江率先启动高考改革试点，今年两地的高考生迎来了首次新高考。继上海和浙江之后，今年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四地也拉开了新高考改革的帷幕。到2020年新的高考改革制度将全面建立起来。
在近日举行的第十二届京津沪渝四城区教育研讨会上，上海市徐汇区教育局局长庄小凤表示，新高考改革的核心是两依据（统一高考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一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按照“两依据一参考”，全国各地未来高考都启用“3+3”模式，前面一个“3”是语文、数学、外语，分数都是150分，后面三门则由学生从自主选择。
从全国各地公布的高考改革方案看，浙江省是七选三，其他省份基本上都是六选三。全国大部分地区是“3+6选3”模式。6选3总共有20多种组合，考试分布在高中三年。选考科目每门都是70分，录取的时候折合成分数再加入高考总分进行录取。
有学者认为，新高考扩大了学生的考试选择权、课程选择权，同时增加了使用全国统一命题的省份，缩小各地的录取率差距，将推进高考公平，满足老百姓对高考公平的期待。那么，京津沪渝的教育官员如何看待新高考改革带来的新挑战？又将从哪里进行突破？
面临新挑战
2014年上海率先进行高考改革试点，三年来，上海在改革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庄小凤说，随着高中三个年级全部开展走班教学，学校校舍资源不足的问题有待突破，一些规模较小的高中面临着教师数量短缺、空间调配困难的问题。
“学生自选科目后，地理和生物等小学科师资不足，2014到2015年徐汇区新招聘了9名生物教师、7名地理教师、4名历史教师和2名政治教师。”庄小凤介绍说，同时还实施了区骨干教师“蓄水池”计划，每个学区（集团）增加6名教师编制，推进教师在学区内、集团内学校流动。“本轮高考改革中，地理、生物等学科师资结构性缺失问题非常严重，亟待解决，虽然已尝试通过教师‘蓄水池’等举措加以缓解，但仍然不能完全满足需要。”庄小凤坦言。
庄小凤表示，随着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高考英语等考试次数变多、保密性要求变高，对标准化考场的要求提高了，设有标准化考场的学校承担的考试任务十分繁重。
今年秋季，北京也拉开了新高考改革的帷幕。谈及新高考带来的挑战，北京市海淀区教委主任陆云泉深有感受。
陆云泉说，一是今年秋季入学的高一学生使用的新课程方案、新课程标准与旧教材衔接困难；二是新课程方案、新高考方案强调学生全面和个性发展，但是当前供学生选择的课程资源还不够优质；三是新课程标准要求教师聚焦学科本质，采用多样化的学习方式，帮助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但是当前教师教-学-评的一致性不够，课程育人能力有待提高；四是在教研转型方面，教研的理念要从“学科教学”转向“课程育人”，教学目标从关注“知识获得”转向“素养提升”，这些需要在内容丰富、机制保障上进一步深入。
天津市南开区教育局局长马淑苓表示，新高考改革大背景下，学生选科带来的教师、教室数量不足或是人员配置不均衡，教师对全新的职能角色缺乏自觉性和紧迫感等问题亟需机制体制的保障，以推进高中课程的深度改造。
教学变革
马淑苓认为，伴随着高考从“标配”时代向“自选”时代的深度转型，我们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关注到其强调教育公平性与可选择性，培育学生必备能力的全新质量观，看到其助推教与学方式深度变革，倒逼课程改革的本质。
为了推进改革落地，上海徐汇区各校探索选科走班教学，“大走班”和“小走班”两种模式并存，采取后者的学校居多。
据了解，大走班模式采取一人一课表的方式，而因选科造成的空档时间安排学生自修，这对学校的课表编排、师资调配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小走班”模式采取分班、走班相结合的方式，即按照相对集中的选科组成班级，根据学生选科情况进行1-2门分叉走班。“区里允许各校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决定走班的模式，统一要求采取某一种模式的话是走不下去的。”庄小凤坦言。
重庆市沙坪坝区教委主任蔡道静说，针对教师需求量“潮汐”现象、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等新情况，制定了教师“区管校用”实施办法、教师流动管理办法等。今年秋季，区里根据新高考和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历年基础上翻倍安排使用2018年教师编制380名。
陆云泉介绍说，为了有效应对新高考改革背景下选科走班的需求，北京海淀区实施了人才动态管理，启动了“教育人才储备库”建设，打造人才蓄水池，缓解应对编制紧张压力，同时建立了调剂机制。他透露说，“十三五”期间，海淀区还将建设80到100个学科教研基地。
(责任编辑：中国城镇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