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毛泽东对斯大林是有着复杂的心绪的。对于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领袖的斯大林，在他生前以及逝世之后，毛泽东始终是采取尊重和敬重的态度的。在公开的场合，他不曾随意批评和指责斯大林；相反，他曾写过三篇文章热烈地称赞斯大林。
后来，即1956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稿时，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一篇是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词。第三篇是在斯大林去世后写的悼念文章。这三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所以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念文章。这不但是对斯大林个人，而是对苏联党和人民的问题。”
“不愿意写”又“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反映了毛泽东复杂的心理。此外，对毛泽东这句话的理解，应该考虑是在党内的讲话，可以随意一些。换言之，毛泽东确实对斯大林有过看法，这主要是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斯大林犯有干涉中共内部事务、以错误的思想和决策影响中共，以及时不时显露出来的“老子党”和“沙文主义”的作风。对此，毛泽东是很有意见的。
他曾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打起仗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此外，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其间也有过一些不愉快。那是1949年12月至1950年3月，毛泽东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访问苏联，第一次见到了斯大林，也受到了隆重的礼遇。而毛泽东一见到斯大林就说：“我是长期受到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立即表示：“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应该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他们可以彼此解开心结。不过，毛泽东还是敏感地意识到来自对方的一丝冷落和强权态度，而毛泽东对此又是讲分寸的，他曾在党内号召不要学《法门寺》里的贾桂，反对自卑和奴性心态，这都是有所指的。
对于斯大林，毛泽东始终坚持“三七开”的态度。后来他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说：“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
文章末了，还有一个题外的话。据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回忆：当年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到苏联驻华使馆吊唁，“在返回的路上，车子行到长安街府右街口时，毛泽东突然说他不想再任国家主席了，想尽早从这个位子上退下来”。这是毛泽东鉴于斯大林的突然逝世，想到“接班人”的问题。其实，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这个问题一直是十分突出的，经历了斯大林的逝世，更加明显了。当时新中国成立没几年，却已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内的各项政治、经济运动。围绕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党内也已经有了思想上的分歧，同时在体制建设上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斯大林的突然逝世，让毛泽东意识到问题的紧迫和严重。随即，他开始有所调整和安排，如撤销政府党组干事会，加强计委的权限，以及加强和统一中央文件的签发等。不过，对于自己从国家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的考虑，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后来民主党派人士的反对等)，却没有实质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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