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陈发虎担任兰州大学副校长时，定下一个规则：凡是在《中国科学》上刊发论文者，可享受在国际一流期刊发文的相应奖励。很快，优质稿源纷至沓来，“不愁稿源”一度成为这家本土科技刊物的代名词。
“要打造世界一流科技期刊，首先要改变的就是评价体系！”前不久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等媒体集体采访时，陈发虎再次提及往事，如今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的他认为，鼓励最好的学术文章发表在本土刊物上，就应该从评价导向“下手”。
今年8月，中国科协、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以下称《意见》），明确提出我国打造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目标：“到2035年，我国科技期刊综合实力跃居世界第一方阵，建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期刊和若干出版集团……”
世界一流，本土科技期刊究竟还差什么？四部门再次发力，中国科技期刊又当如何补短板？如陈发虎所问，英国人有《自然》（Nature），美国人有《科学》（Science）和《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中国何时有属于自己的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不强反弱
《意见》开篇语即表示：我国已成为期刊大国，但缺乏有影响力的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离期刊强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如果从近些年我国科技论文的发展水平来看，本土科技期刊的“缺乏影响力”“不强”，似乎有些不正常。
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科学》杂志社总编辑任胜利向记者出示两组数据——
截至2017年年底，全球正在出版的科技期刊约为4.2万种，这些期刊由全球162个国家或地区出版。美国以出版8744种名列第一，占20.8%；其次为英国，出版5082种，占12.1%，中国位列第三，出版3529种,占8.4%。
这组数据更多反映期刊的数量，另一组以SCI和Scopus等国际知名期刊数据库来衡量、基于专家评审和期刊论文被引用频次等计量指标的数据，则更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期刊的学术影响力。
数据发现，2017年度我国第一作者SCI论文数为32.39万篇，占SCI全部论文的21.9%，相比之下，我国SCI收录科技期刊的百分比，却只占SCI期刊总数的约2%。
“我国科技期刊的这种现状，与我国科研竞争力的状况、科研论文的发文数量，是明显不相匹配的。”任胜利说。
事实上，任胜利统计后发现，近年来，我国科技期刊越来越滞后于科研竞争力增强和论文产出的增加：2000年到2017年，中国大陆第一作者的SCI论文，由2.26万篇上升至32.39万篇，其中在中国期刊发表的论文，由0.92万篇上升至2.57万篇，年均增加970篇；而在海外期刊发表的论文，则由1.34万篇上升至29.82篇，年均增加16753篇。
相应地，我国本土期刊对我国SCI论文的贡献率，也由2000年的40.7%，下降至2017年的7.9%。
“从这些现象来看，我国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具有高度国际影响力的科技期刊数量还是太少，单刊发表论文的数量规模普遍不大。”任胜利说。
论文“越来越强”，期刊“不强反弱”的背后，还隐藏着这样一个“公开的秘密”：我国科研人员的重要研究成果，大多愿意发表在国外，而重要期刊的全文数据库，也基本都在国外，于是就形成了学术资源“两头在外”的被动局面。
用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邬书林的话说，在中国这个世界上规模最大、成长最快的科研成果发表市场上，形成了一个“期刊水平不高，造成大量高水平论文外流, 论文外流，又造成期刊水平下降”的怪圈。
评价异化
为何会这样？
在任胜利看来，问题还是出在了评价体系上——科研评价以SCI为导向，加剧了我国科技期刊在优质稿源竞争中的不利地位。
具体来看，当前，国内不少科研单位甚至某些科研主管部门，在研究评价中过于强调SCI，并将SCI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指标化、数量化地置入评价体系或方案中，而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强迫性”地将我国的大量优秀科技论文引导到国外发表，使得国内科技期刊尤其是中文科技期刊的高水平稿源日益匮乏，很多科技期刊处于低水平运行状态，陷入学术影响力低下与优质稿源缺乏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
相应地，在这种生态环境下，国内一些科技期刊不仅没有奋起直追，反而“自甘堕落”，沦为“毕业论文”“职称论文”的发稿工具。
去年，邬书林在《科学通报》发文时提到类似观点。他说，我国中文期刊虽然数量很多，但是应该清楚看到，大量学术期刊并没有把“是否有创新内容”作为选择标准， 而是主要成为研究生毕业、职称晋升的工具。
“偏离发表创新成果——这个科技学术期刊的根本功能是要解决的关键问题。”邬书林说。
在陈发虎看来，是时候制定政策促使国内最优秀的科技成果投到本国期刊上了。
来自《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8）》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共有科技期刊5052种，但这5000多种科技期刊，却有3232个主办单位，4381个出版单位，平均每个出版单位出版1.15个期刊。
这是本土科技期刊“多而不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邬书林说，“期刊出版部门条块分割，力量分散，期刊出版小而散，编辑部就会‘小富即安’。”
任胜利也有同感。他告诉记者，科技期刊市场化程度不高，主管、主办、地域等专属性很强的界限到了需要打破的时候了。
出路何方
打造国际一流数字出版与传播的平台，似乎成了一个必然的选择。
此次印发的《意见》里，就有多条举措涉及数字平台的建设，比如，建设科技期刊论文大数据中心、建设数字化知识服务出版平台等。
任胜利说，国际主要期刊出版集团凭借多年的运行经验和强大的资本作为后盾，在集群化、平台化运营方面不断推陈出新，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学术资源，做大做强，极力巩固其竞争优势。而我国只有少数科技期刊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数字融合出版与传播，信息服务和传播手段更是远远落后于国外同行，更缺乏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学术资源的能力。
当然，过去这些年，本土科技期刊也有过一些尝试。任胜利说，我国也有不少科技期刊依托国外数据库商或者国际学术出版平台，在短时间内提升了期刊出版效率和影响因子，扩大了期刊的国际影响力，这被业界称作“借船出海”。
然而，“借船出海”的问题是，国内学者刊发的优秀论文进入了国际出版商数据库，必须付出高额订阅费才能获取。
陈发虎也认为，我国亟待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化出版与传播平台。此外，还要积极推动开放出版，在他看来，这是本土科技期刊一次“弯道超车”的机会，毕竟在这个领域，中国和国际一流期刊处在同一起跑线上。
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更为有力的声音？陈发虎认为，除了鼓励国内优秀成果投到本国期刊之外，也要推动我国科技期刊办刊人员的国际化。
他说，拥有国际化的办刊人才是科技期刊“走出去”的关键，可以聘请更多的外国学者担任本国期刊的主编或编委，或同时聘请外籍专家担任主编、形成双主编办刊模式，使得能够获得更多外国学者编委推荐的优秀国际论文。“这是我国多数科技期刊发展中的‘瓶颈’问题。”任胜利说。
此次印发的《意见》明确提出“全面提升科技期刊对全球创新思想和一流人才的汇聚能力”，要提高期刊的学术引领力和对高水平作者的吸引力，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编辑队伍建设，创造条件吸纳高水平国际编委和经营人才，提升出版传播的核心竞争力。
在任胜利看来，这些对于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都是极大的“利好”。
邬书林说，提高我国科技期刊水平，既是中国创新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世界学术出版中心最早是在意大利，后来逐步转移至法国、荷兰和英国，现在变成了美国。下一个世界学术出版中心，会不会是中国？
他说，过去我国科研水平不高, 要期刊界办高水平期刊是“难为无米之炊”,如今我国科研水平提高了, 再不考虑办好科技期刊, 参与国际竞争, 就会丧失机遇。
(责任编辑：中国城镇建设)
